大家好！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，许多同学们可能都想问，有什么科学家的爱情故事？今天，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个科学家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来自著名的物理学家、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·费曼，是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，纪念他因病早逝的第一位妻子艾莲，标题叫做《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？》。原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，因此我们只能介绍其中的一部分，就是那些对教育和治学有借鉴的部分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。我可以保证的是，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关键词：科学家的爱情故事、费曼、艾莲

关于这篇文章，我们可以首先做一个注释。1946年10月17日，艾莲去世一年后，费曼给艾莲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密封的，直到费曼死后才打开。信的结尾写道：“请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，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。”

下面，我们开始介绍《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？》这篇文章的正文。

那时，在我们那儿有个为犹太孩子而设的活动中心

这个活动中心很大，而且有很多的活动。写作组的孩子们可以写故事来诵读，戏剧组的人组织演戏，还有科学组、艺术组等等。我其实对科学之外的东西都没兴趣，但艾莲在艺术组，因此我也就加入了。艺术这玩艺着实让我头痛——比方像做石膏模型之类（后来我还真用上了它）。我硬着头皮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艾莲在里边。

查理德 ·费曼与艾莲

可是艾莲有个叫吉隆姆的男朋友也在组里，我于是只好在背景里游移，没什么机会的。

有一次，在我没有在场的时候，有人提名我来做活动中心的主席。成年人都着急起来，因为我那时已经公开声称不信教了。

我是在一个犹太教徒家里长大的，家人每周五都去教堂。我参加“周日学校”，还真的学过希伯来语呢！可是，与此同时，父亲教我许多科学知识。当教堂牧师谈起那些《圣经》里的奇迹，比方树叶在没风的时候突然抖动起来，我总是试图把它们用自然现象来解释。

其中一些《圣经》里的奇迹比较好解释，另外一些就难多了。像树叶的那个故事挺容易解释的。我走去学校的路上听见树叶沙沙地响，可是却没有风。我注意到树叶交错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动就会引起共鸣，于是心想：“哈！这可以解释那个伊利亚的树叶发声的奇迹了！”

可其他一些奇迹，我却总也想不出个道道来，比如，摩西扔下手里的东西，它立刻变成了一条蛇的故事。我琢磨不出扔下的东西怎么会让旁人看成是蛇。

照理说，童年时圣诞老人故事的幻灭该提醒我了，可它没有使我震动到怀疑《圣经》故事的可信性，即使它们与自然常识完全不符。当我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时候，我倒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这非常简单地解决了—个我长久不能想通的问题——一个圣诞老人怎么来得及在一个夜晚给全世界的小孩送礼物呢？

圣诞老人的事本来就不是那么认真的。可《圣经》里的奇迹故事可不一样——那可是顶认真严肃的事。有教堂，教徒们每周做礼拜；有周日学校，牧师教孩子们念《圣经》。这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圣诞老人可不是教堂之类正儿八经的东西。

所以我去周日学校的时候，一方面我真信他们教的，一方面又没法不产生疑惑。危机的总爆发是免不了的。

真正的危机是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来的。拉比在给我们讲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历史。他讲述了一个名叫露丝的人的故事——她做了什么，被如何定罪。故事非常具体，好像是法庭的记录一样。我当时是个天真的孩子，听见这么详尽的故事，而且教士讲的完全像是史实，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。最后，拉比讲到了露丝如何在监狱里蒙难，他说，“露丝气息咽咽，她想到……”等等、等等。

我吃惊地困惑起来。课后我去问那个拉比，“露丝临死时脑子里想的什么，别人怎么能知道呢？”

他说，“噢，是这样：为了更生动地说明犹太人受了多少苦，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，其实并没有这么个人的。”

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，我觉得被着实地欺骗耍弄了一番。我需要的是真实，未经加工的真实，由我自己来评判决定！可那时我一个小孩子，没法和大人争辩，只好眼眶发湿，哭了起来，非常气愤。

那拉比问：“究竟怎么啦？”

我试着解释说，“我这些年听到的这么多故事，现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让我拿这些学到的东西怎么办？”换句话说，我不再信任那些数据，因此对那整个一套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。在那之前的那些年，我一直想方设法来理解《圣经》里的奇迹故事，现在倒好，哼，所有的奇迹都可以解释了，因为它们大概全是编造出来的，见鬼！我闷闷不乐。

拉比又问，“要是对你来说，这些东西这么可怕，你干吗来周日学校呢？”

“因为父母让我来的。”

我从未和父母谈及此事，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联系过。可父母再也没有督促我去周日学校。

……

由此，这场危机很快解决了我的疑团困境，我悟出那些奇迹故事大约都是为了所谓“更生动地说明问题”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瞎编乱造的。我觉得自然本身是这么有趣，它不应该被那样歪曲。从那时起，我逐渐对整个宗教这个东西再也不相信了。

那个活动中心是年长的犹太人组织起来的，不仅是为了让我们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荡，而且更希望以此来引导我们走向犹太教徒的生活。要是像我这样一个放弃了教义的人当选为主席，他们准会觉得坐卧不安的。让我和他们都松了口气的是，幸好我没有当选。其实那个活动中心已经支撑不下去，逐渐衰亡。要是我当选了，准会被当做众人所指的替罪羊。

一天，艾莲告诉我吉隆姆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。那对我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开始有盼头了！她邀我去她家。

……

艾莲正在为她的哲学课家庭作业发愁。“我们正学到笛卡尔。”她说，“他以‘我思故我在’开始，不知怎么最后能证明上帝的存在。”

笛卡尔

“压根儿不可能！”我说，一点也没想到我是在向伟人笛卡尔挑战。（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种反应：对任何权威都不俯首贴耳，甭管是谁的言论，先看他的起点，再看他的结论，然后问自己，“有没有道理？”）我问，“他怎么可能从第一点推演到结论的？”

“我也弄不清。”艾莲说。

“那咱们来瞧瞧，”我说，“他怎么陈述的？”

于是我们查下去，原来笛卡尔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样是确定的——那就是不确定，“他干吗不直话直说呢！”我大为不满，“他不过是想说只有这样东西是他确信的罢了！”

然后笛卡尔又讲什么，“我的所有思维都是不完美的，但不完美一定是相对于完美而言的，因此完美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。”（他狡猾地开始引出上帝了。）

“没那么回事！”我说，“科学上讲，没有—个完美的理论，照样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趋进。我不明白他究竟怎么回事，看来只是大言欺人罢了！”

艾莲理解我。她明白，在看这些貌似严谨伟大的哲学命题时，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去看它们说的是什么，是否对，而不必去理会它们是哪位伟人的论断。

“嗯，我想反面的观点也成立。”她说，“我们老师说，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有两面。”

“就这个论断也有对错两面呢！”我说。

“你指的什么？”

我从百科全书上念到的莫比乌斯纸条（哦，我那美妙的大百科全书哟！）就是一例。那时代，莫比乌斯纸条还不是尽人皆知的，可谁都可以理解它，就像现在一样。莫比乌斯纸条平面的存在是直观可见的，不像那些油滑模棱两可的政治问题，也不像那些需要很多历史知识才能理解的东西。大百科全书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，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。在阅读它的时候，不仅学知识令人兴奋，而且有一种使你具有独特性格的感觉。

我拿来一张纸，扭了半圈，接成一个环形，做一个莫比乌斯环。艾莲也兴奋起来。

第二天在课堂，她故意等到老师举着一张纸，说，“任何事物都像纸一样，有两面……”。艾莲举起莫比乌斯环说，“老师，您所说的也有两面呢！我这儿有个只有一面的纸！”于是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惊奇不已。艾莲自然很得意。我觉得自那以后，她对我留意多了。

在吉隆姆之后，却又有了个新的竞争者，也就是我的所谓“好朋友”赫罗·卡斯特。艾莲总是在我俩之间游移。毕业舞会她和赫罗去，而毕业典礼却和我父母在一起。

我高中毕业时理科总成绩第一，数学第一，物理第一，化学第一。因此我在毕业典礼上上了好几次台去领奖。赫罗则是英语第一，历史第一，而且执笔写了校庆剧本，所以很令人佩服。

我的英语糟透了，从来没真正领悟到它的根本。对我而言，担心单词拼对拼错是毫无道理的，因为拼法仅仅是人为的一种规定，它和自然真实一点也不相干。一个单词换一种拼法又怎么样呢？因此我对英语没什么兴趣。

纽约州的中学生都要通过州教育局制定的一系列考试。在毕业前的几个月，正好我们要考英语这门课。赫罗和另一个长于文科的朋友、校刊编辑大卫·利夫问我选什么书来写书评。大卫选了具有很大影响的辛克列·路易斯的作品，赫罗则选了一些戏剧的剧本。我说我选了《珍宝岛》，因为在一年级英文课时念过。我告诉他们我预备写些什么评论。

他们哈哈大笑，“哥们儿，要是你对这么一本简浅的书做这些简浅的评论，你不考个不及格才怪呢！”

考试中还有—串问题来写短文。我选的是“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”。我想，“这真是个笨透笨透的问题，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还用问吗？！”

我正准备对这个傻问题给个简单明了的答案，可突然想起我的这些文科朋友常提到的“大字欺人”——故意把句子弄得复杂，用唬人的大词。于是我决定试它一试，等于开个玩笑嘛！我对自己说，“既然教育局的先生愚蠢到出‘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’这样的笨蛋问题，我倒要和他们耍一回。”

于是我大笔一挥，写下，“空气流体飞行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分析在飞机尾部的涡流、旋涡和环转气流的影响……”，其实我知道这“涡流”、“旋涡”和“环转气流”指的完全是一回事，只是以三个词来讲听上去更学究气些。这是我平时绝不会做的事。

那个批改我试卷的老师一定是被我的“涡流、旋涡和环转气流”唬住了，我的得分是91，而我那些文科的朋友写的是老师熟悉而易于评判的，才得了88分。

那年有个新规定，学生得90分以上的，自动在毕业典礼时被授予那个学科的荣誉奖。所以，当剧作家和校刊编辑只好坐在下边时，我这个毫无文科细胞的理科生居然又走上台，去接受英语单科的奖励！

……

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有“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”的态度，我们要听取别人的意见，加以考虑，但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的看法是错的，那就没什么好顾前怕后的。

艾莲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。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们俩的关系中，我们应该互相彻底诚实、直言相谈、彻底地坦荡。这果然有效，我们非常相爱。我们的感情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。

在那个夏天之后，我去了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。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，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莲。

艾莲说：“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，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呢！”

费曼问：“你什么意思啊，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么？”

艾莲说：“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。”

你看，当得知艾莲的何杰金氏病只能让她活大约两年时，我们计划好了一切（从她的观点出发）。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，她倒好像因打乱了计划而烦恼了似的。不过，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。

自那以后，我们知道两人一起可以面对任何事情。经历了这番，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，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，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。数月之后，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。

父亲忧心忡忡。

……

整个家族，叔叔、阿姨、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。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，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，我准会被传染上的。

我说，“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：我们不能接吻，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。

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，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，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。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。

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，即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，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！尽管没有一张证书，没有结婚登记，我们相爱甚笃，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。

我反问，“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，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？”

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，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。不过到那时，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，我坚持自己的观点。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，我行我素。他们怎么讲也没用。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。

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。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，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。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，他们也照收不误。我那时刚刚毕业，参加了政府的工作，薪金很低。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。

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。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·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，我把它改装了一下，把后座放倒，加了一个床垫，像救护车一样。这样，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。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，可也毕竟几次住院，身体很虚弱。

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，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，我们开车走了。经过皇后区、布鲁克林区、斯坦顿岛，上了摆渡船——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——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。

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，进入办公室。接待人员很友好，马上办了一切手续。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，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。按纽约法律，我们正式结婚了。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，牵着手互相冲着笑。

那办事员说，“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，你该吻新娘啦！”

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。

我给了每个人一点小费，谢了又谢，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。

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去看艾莲。

……

艾莲的医生非常好，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券就很生气。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，可我还是每次都付。

一次，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，每支上都有烫金字写着，“亲爱的理查德，我爱你！波斯猫。”（我管艾莲叫波斯猫。）

这倒是蛮甜蜜的，我也很爱她，不过嘛，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，比如和维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，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。

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，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，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。

第二天，我就收到艾莲的信，上边写着，“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？”接着说，“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？”随后又是，“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？”

下边还有打油诗，“你若以我为羞，哒，哒，哒，你是个核桃！”后边一段也差不多，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“你是个杏仁！”每一个都是“果仁”的不同说法。

我还有什么选择呢？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。

不久，我到了洛斯阿拉莫斯。罗伯特·奥本海默是总头目，他把艾莲安排到了阿尔伯克基市的一家医院，大概离我们那儿有160公里。周末我总是去看她。我在周六搭车去她那儿，下午可以探视她，晚上住在旅馆。周日上午又可以见一面，然后搭车回工作地。

在工作日，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。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，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。这时，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“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！”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，因为我很乐意于她玩游戏，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。

在五月的一天，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，成百成千遍地都是。打开报纸，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：“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·费曼的生日啦！”

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，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，看杂志，然后订这订那。她总是变些新花样。（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·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。）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，心却在世界上。写着不着边际的信，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。

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，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—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。从风扇、炉钩、到大盆大盘，应有尽有。我暗想，“见鬼，这有什么用？”

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，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，上边是战舰、远洋轮之类。我去信说，“你打什么主意呢？”

她回信说，“我在想，等我们结婚时，可以买条船。”

我写道，“你疯了？！也太不着边际了吧！”

不几天，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。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、帆船。她的夹条上写，“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，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。”

我去信，“听着，你还是不切实际！”

不久，另一本广告又来了，是卖各种小汽艇的。

我写道，“太贵啦！”

最后，我接到她的条子，“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理查德，你一直在说不。”原来，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，标价15美元，艾莲想买下来，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。

唉，经过这么多折腾，谁还能说“不”呢？

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，第二本又到了——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。几天之后，又来了一本，是家庭炊具。

当我周六去看她时，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她邮购了一个十八英寸的小烤炉。

“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！”她说。

“胡扯！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肉？烟啊、火啊的……”

“噢，不，”她说，“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，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！”

那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！“不行！”我说，“我是说，那么多的汽车、卡车来来往往，行人走来走去，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在草地上烤牛排？”

“你干吗在乎别人人怎么想？”（她开始用这来折磨我了！）“好吧，”她说，一边拉开了桌屉，“我们可以互相让步，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？”

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、手套，然后她说，“把围裙穿上试试！”围裙打开，上面赫然印着“烤肉大王”之类傻乎乎的字样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！”我吓慌了，“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！”于是那以后的周六、周日，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。

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。在我刚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几星期后的一天，艾莲说，“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，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？”

那些卡片都很精致，可里边写的是“圣诞快乐！”，署名是“理查德和波斯猫”。我抗议说，“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？我都不认识他们呢！”

“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？”——结果自然是，卡片都送出去了。

第二年圣诞又来了，那时我和费米、贝特都熟了，还去过他们家，和他们的孩子玩，关系很友好。

一天，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，“理查德，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……”

我可着慌了，说，“哎，让我瞧瞧……”

卡片写着“圣诞、新年快乐，理查德和艾莲·费曼”。“很好，”我说，“很好，这对每个人都合适。”

“哦，不，”她说，“这对费米、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。”果然，她拿出另一个盒子。

她取出其中一个，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，可署名变成了“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”。

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。

“这回怎么这么正儿八经的，迪克？”

他们都大笑起来，觉得很开心，因为艾莲捣了这么多鬼，我却毫无办法。

……

艾莲的身体越来越弱。她父亲从纽约来看她。在二战期间，做这样的长途旅行是很花钱的。可他知道艾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一天，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，“你最好马上来。”

我预先早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克劳斯·富克斯（Klaus Fuchs）安排好，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借他的车，尽快开到医院。

我开车上路，让两个人搭上车，以防万一需要帮忙。

果不其然，我们开到圣塔菲时，一个车胎爆了，搭车的和我一起换了备用胎。可当我们开出圣塔菲时，备用胎又爆了。正巧附近有个修车铺。我记得我在耐心地等修车师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车，可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情况紧急，便跑去向修车师傅解释，他立刻先把我的车胎补好了。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，因为那会有更多的延迟。

我们又上路了。我有些后悔方才太急于赶路，都没对修车师傅说几句感谢的话。在离医院大约50 公里处，又一个车胎爆了！我们只好把车扔在路边，搭车去医院，然后再打电话给拖车公司。

我在医院见到艾莲的父亲，他在那儿有几天了，“我再也受不住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回家去了。”他太难过了，径直走了。

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，她已非常虚弱，神志也有些迷糊了。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，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，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，呼吸艰难。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，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，然后又开始呼吸。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。

我出去走了一会儿。我觉得很奇怪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。也许我在骗自己？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，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，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已明白，这一天终会来到。

这一切很难解释。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，看见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动物，明知死亡不可避免，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，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——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。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，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、玩乐、生活。

对于我和艾莲来说，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，而我们只有五年。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——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觉得“别人能有五十年，比我们更幸福”，那倒是会有区别。可我们并不这么想。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，去抱怨“为什么我这么背运？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？”——如此种种。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，理解整个现实，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。所有发生的，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，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。

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！

我回到她病房，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：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，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，心脏微弱，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。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。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。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，呼吸微弱，直至停止——不过在那以前，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。

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。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，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。

我惊奇地发现，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！过了一阵想想，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。可在当时，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：在我想来，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，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

第二天我去丧葬场。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，问我，“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？”

“这是什么……不，不用再看了！”我嚷道，“我刚才看过她！”

“是的，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。”

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。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？我不想再见艾莲，那会让我更难受。

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，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，让一个人搭上车，往洛斯阿拉莫斯开。

还没到10公里，啪，又一个车胎爆了。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。

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，“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，是吧？”

“没错，可是一只，一只，又一只！”

我们换上备用胎，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莫斯，也没去修那只坏胎。

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。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，问我艾莲的故去。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。

我说，“她死了。你的工作进展怎样？”

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。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，我后来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。

一天晚上，我梦见艾莲，我马上说，“不，不，你不能到梦里来！你已经不再活着了！”

过了些天，我又梦见艾莲。我又说，“你不能到梦里来！”

“呵，不，”她说，“我骗你了。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，才策划了这一切，以便我可以脱身。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，所以就回来了。”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。总有一天我们会能够解释，为什么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！

那时，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，我一颗眼泪也没掉。直到一个多月后，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，我想，“艾莲一定会喜欢的，”顿时不能自己，潸然泪下。